随着国内阶段性地复工复产，不同女性群体疫后心理重建工作也提上日程。本文作者基于其所参与的多个疫情心理援助热线项目的实际经验，提出疫后女性需要应对哀伤、减缓焦虑的支持和陪伴,相关工作者应同情地理解和感知她们的哀伤反应，链接资源协助疫情下心理重建和个体社会适应。对女性自身而言，请敞开心扉直面分离、接纳哀伤，找到合适的自我关照路径，逐步重构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

随着国内阶段性地复工复产，包括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患者、普通市民的心理重建工作也提上日程。3月1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要求各地民政、卫健、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对患者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一线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不同女性群体的哀伤与坚韧

自1月31日以来，笔者参与了抗疫“安心”行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等多条面向疫区的援助热线在线义诊工作，倾听了不少女性面对疫情的哀伤经历，也见证了她们的顽强与坚韧。

小雨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春节前，儿子就已经被爷爷奶奶带回了乡下老家，后来H市封城，小雨和同样是医生的丈夫毫不犹豫留在了一线抗疫。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她和自己的同事从未休息过，每天要给数不清的患者拍肺部CT。过度疲劳带来了心理上的紧张感，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雨常看着自己一岁儿子的照片簌簌地滴眼泪。

小荷是一名支援武汉医疗队的女护士。让小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和自己爸爸年龄差不多大的叔叔：入院时属于疑似新冠病例，2天后成为确诊患者，由于病人本身有肺部疾病，确诊新冠肺炎后症状恶化快，无创呼吸3天后医生决定对这个重症叔叔进行气管插管，半夜时患者病情再度恶化后抢救无效去世。尽力了但也终究不能救活病人，这种无助感第一次席卷了年轻女护士小荷的心。

小艾是一名奋斗在一线的社区干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她却两个月没有见到孩子们了。作为社区干部的她必须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社区防控和资源调配上。虽然心里特别牵挂孩子们，但只能忍着，因为重疫区的社区干部和下沉干部都是连轴转，只要没被感染就得持续战斗在一线，因为社区不能停摆，居民都需要支持。

小月是一名新冠肺炎治愈等待出院的患者。小月的老公最先感染了新冠肺炎，老公入院的当天小月也倒下了。住院后，小月熬过了18天的治疗，她在电话中激动而大声地倾诉：“老师，我好开心啊，终于熬过来啦，我今天要出院了，出院转到隔离点去啦！”小月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治愈出院的新冠患者，我为听到这个因治愈而幸福到含泪大笑的大姐心声而欣慰，即使她告诉我她老公还在医院治疗，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她的顽强。

平姐是一个陪伴老母亲7年，因疫情而突然丧母的56岁企业退休女性。平姐前几年离婚、辞工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脑出血加新冠肺炎重症去世后，她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黑夜里不敢下楼，走到哪个角落满脑子都是母亲的身影晃动。

小梦是一个在家隔离上网课复习的高三学生。疫情发生后，父母都在一线服务。缺少父母在家关心的小梦，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她无法专注学习，既担心爸妈在外面被接触感染，又担心自己复习状态不佳影响高考发挥，心事太多加之睡眠不太好、焦虑得都让她每天无法入睡更没法好好学习。

小雨、小荷、小艾、小月、平姐、小梦，她们是不同女性群体的代表，体验了不同的分离焦虑或哀伤，她们是疫情下众多女性的缩影。每个人在不同的经历中都埋下了对这场全球化病毒疫情的记忆，其心理哀伤的治愈需要后续支持。疫后的生活还要继续，对于带着哀伤前行的这些人的支持和陪伴，是全社会必须关注的话题。

疫情下哀伤修复的动态过程

对疫情下的女性而言，医护群体、新冠肺炎患者、丧亲群体、中高考学生乃至目睹疫情的民众，在复工复产或逐步复学的过程中，都需要应对哀伤、减缓焦虑的支持和陪伴。

本文案例中，小雨、小月、小梦都表现出了替代性创伤；小艾有亲子分离焦虑，平姐有复杂性的哀伤。多数案例中的女性均有工作压力和疫情无助感，但也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韧性（应对高水平破坏性逆境的能力）。研究发现，压力负荷水平越高，其替代性创伤越严重；心理韧性越高，所受到替代性创伤的程度越低。个人若能敞开心胸与相同哀伤经验的人沟通，则可调整丧亲的失落并能够正常过渡哀伤。

大灾后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治疗对女性病人至关重要。按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哀伤理论，人们的哀伤及其修复必然会经历一个动态过程。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提出著名的哀伤五阶段论：否认和隔绝、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笔者提出哀伤七阶段干预模式：否认与隔离、愤怒与抗拒、讨价与还价、沮丧与寻找、接受与麻木、告别与整理、希望与重生。

哀伤的阶段理论凸显了人们的哀伤自然愈合和心理援助早期干预的重要性，危机干预理论会帮助人们渡过疫情的风险阶段。不论是罗斯的“哀伤五阶段”，还是本土的哀伤理论，都在提示幸存者需要哀伤干预和心理重建。

链接资源协助女性疫后心理重建与个体社会适应

面对疫情中奋战的女性，我们需要同情地理解其生理、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哀伤反应，引导更多女性开启心理重建之路，充分展示不同女性群体的心理韧性，链接资源协助女性疫后心理重建与个体社会适应。

笔者建议妇联、妇女组织和相关部门为女性心理重建提供支持：评估不同群体女性心理健康状况，按需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干预；筛查城乡社区疫情下的丧亲女性状况，提供哀伤干预的资源转介；关注疫情中在家不能外出或遭遇了家暴的妇女儿童，依法提供相应的介入和支持。

对于女性自身而言，不论在疫情中经历了什么，请敞开心扉直面分离并接纳哀伤，找到合适的自我关照路径，逐步重构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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